鲁宁

　　G20今年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在上海结束。会议就当前全球经济运行现状和态势作了分析讨论，阐述了各成员国相对应的货币政策及政策走向，并就各成员国避免采取损人利己的货币政策，达成了不具有任何法定约束力的有限共识。

　　在本次“双长”会召开前酝酿峰会议题时，部分美欧货币专家提议，把成员国协同干预汇率、支撑人民币、遏制货币战，作为会议的首选议题，力争签署一个新的“广场协议”，迫使人民币按一定时限分阶段强行升值。好在这一不怀好意的提议，并没有也不可能被G20全体成员国所采纳，否则，本次会议势必上演不欢而散之闹剧。

　　新“广场协议”虽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但从该“笑话”切题分辨人民币与西方货币，尤其是日元的政治差别，于增强国人的“人民币定力”，不但不言多余，而且还颇有现实意义。

　　旧“广场协议”1985年初秋签署，其国际背景为美元、英镑、法郎、马克联手对付日元，威逼日元以每年5%的幅度连年升值。如此强迫下日元资产出现严重泡沫化，至九十年代初，日本被美英法德联手重创，迄今都未能翻身。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前苏东集团恰好也在同一时期灰飞烟灭，日本和日元成为前苏东集团垮台的一个另类陪衬，恐怕不是偶然。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族自尊心极强。日本经济借助越战和美苏冷战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起飞，自八十年代初超越前苏联成为全球第二，并开始对全球老大形成实质性威胁。若单纯考量日本人的民族秉性，当年如日中天之日本，岂肯轻易向美英法德低头，吞下明摆着要置日本于死地的屈辱苦果。无奈日本当年的经济强势无法弥补日本的极度政治劣势。以至于人在美英法德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任何一国之货币，从来就不只是一种支付工具，它与生俱来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如果一国的货币已跻身为世界货币，其不可避免就会烙有国际政治的鲜明印记，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政治博弈结果的影响与摆布。现代国际社会，日元的上述国际政治属性最为显著，其博弈结果亦最为凄惨。

　　作为战败国，美国在逼迫日本强行接受和平宪法后，即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但当年的日本乃至今天的日本，仍然被笼罩在山姆大叔的阴影里没有真正独立的国家外交，而独立的货币政策恰恰必须以独立的国家外交作为政治基石。这是日本被迫吞食“广场协议”苦果的根本缘由。

　　八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尚未步入全球化阶段。在冷战阴霾下，日本经济的巨大产出，主要依靠美欧市场才能消化。一旦美欧感受到日本的过大威胁，利用日本政治上的“脆弱性”对日元下狠手，令日本没有多少讨价还价之能力。

　　同一时期“亚洲四小龙”崛起，尤其是韩国和台湾价格远低于日货的外向型经济，其主要出口方向也是美欧市场。这对于美欧无疑进一步增大了打击日元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刚从农村扩展至城市，中日贸易量几乎可忽略不计。由于中国经济刚起步，东南亚诸国尚未到搭乘中国班车时候，日本对外贸易若不死抱美欧这棵大树，几乎没有太多回旋余地。美欧尤其是美国，正是摸准了日本的软肋，才毫无顾忌召集英法德对日元下了狠手，而日本则只有忍痛接受的份儿。

　　今日中国人民币之国际地位，其所应对的国际政治大格局，与当年的日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自身意志为主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始终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相匹配。2005年，人民币市场化汇改启程，此前一年中国经济坐拥全球第三的位置。2009年，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离岸人民币市场启动，中国已取代日本坐拥全球第二的位置。去年底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成为世界货币之一，在于第二的位置已经坐稳，而其稳定性则以全球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和发展势头如虹的现代服务业为基础。去年下半年起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震荡频率亦相应加大和加密。这是人民币全球性市场博弈的必然现象，亦有博弈经验之欠缺，却不可能撼动人民币的总体稳健态势。在国内外贸增幅下降而在全球占比继续强势提升、国际大宗原材料价格普遍呈“白菜价”的情形下，中国怎可能为扩大更加便宜的进口，而屈服于外部世界指望人民币人为升值的可笑压力？

　　鉴于以上简析已不难看出，人民币的上述特点，建立于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能力，正是它确保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和独立。如是，日元怎么可能成为人民币的“前车之鉴”？（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