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希腊阿加图尼西岛，寒风料峭，风浪迭起。一艘明显超载的橡皮艇摇摆着，正缓缓接近岸边的峭壁。突然，一位乘客高呼“救命”，随后，同行的39人意识到他们的橡皮艇正在下沉。

　　几米开外，海岸移民救助站的一艘橙色救援船迅速靠近，船长约翰·汉密尔顿透过麦克风询问:“能跟上我们吗?”经验告诉他，在开放的水域实施紧急救援存在船身颠覆的风险，因此护送橡皮艇抵达几百米外的岸边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不!我不能!”“船在漏气!”“进水了!”……橡皮艇上，呼救声此起彼伏。

　　一分钟后，橡皮艇和救援船靠在了一起。汉密尔顿终于看清，橡皮艇漏气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在海浪的拍打下，海水没过边缘，倒灌进橡皮艇内。充当“舵手”的是一名没有任何航海经验的年轻医学生，面对眼前的态势已束手无策。

　　对于橡皮艇上的40名叙利亚难民来说，在如此接近欧洲的地方迎接死神的到来，无疑是最残酷的结局。第一个呼喊“救命”的是艾哈迈德，他是一名医生，在战争爆发前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如今，已在战争中失去妻子和孩子的他背井离乡，前途未卜。

　　坐在艾哈迈德身边的是来自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裁缝穆罕默德·哈南，他独自带着3个幼儿逃离“伊斯兰国”的魔爪，不久前刚躲过土耳其边境的枪林弹雨，如今又要面对被海浪吞噬的命运。

　　还有15岁的穆罕默德·哈吉。他以非法劳工的身份在土耳其的一家汗衫店打工，为“在欧洲开始新生活”辛苦筹钱。但现在，先前所经历的苦难都可能成为徒劳。

　　但若能获得海岸移民救助站的帮助，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汉密尔顿和他的3名救援船船员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展开救援。“把绳子扔给他们!”他果断下令。随即，两条长绳垂落到橡皮艇的两端。

　　时间紧迫! 船长汉密尔顿开始将孩子从橡皮艇的尾端拖拽出来———首先是哈南最年幼的儿子阿里夫，随后是次子阿布戴勒－拉赫曼和长女阿米娜。船首，一名婴儿被众人传递到救生员伊凡的手中，接着是其他的儿童和妇女。另一名救生员达文波特向后仰倒充当人体跳板，更多的难民从他身上爬向救援船。

　　经过4分钟的激战，一切归于平静，橡皮艇瘫软成一片塑料，漂浮在光影浮动的海面上。拥挤的救援船内，小阿里夫被甲板上的几具尸体吓到剧烈呕吐，阿米娜在一旁发呆，阿布戴勒－拉赫曼呼唤着父亲。维拉再次发动引擎，救援船向着阿加图尼西的港口前进。

　　远处，属于欧洲的陡峭山坡上，野山羊悠闲地咀嚼着青草。船舱内，救生员和难民无声地消化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这是英国《卫报》记者1月12日在海岸移民救助站的救援船上所记录下来的一幕。事实上，在地中海，游走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景象每天都在上演，即便在最寒冷的1月也不曾改变。在2016年最初的两周，试图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难民人数就已接近1.7万，其中数十人葬身冰冷的海水，再不能抵达彼岸。

　　1月2日，2016年的第一起地中海难民沉船事故就发生在阿加图尼西的岸边。这里是汉密尔顿驻守的地方，但显然，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是幸运儿。

　　阿加图尼西是距离土耳其最远的希腊小岛，这里的海面波涛汹涌，海风冰冷刺骨，是海岸巡逻船极少到达的区域，也因此成为难民们最安全也最危险的目的地之一。汉密尔顿和他的3位船员在圣诞节前夕被海岸移民救助站派遣到此地。他们配备的两艘快艇，分别以去年9月不幸遇难的两名叙利亚儿童艾兰和盖利普的名字命名。

　　并非每一位登陆希腊岛屿的难民都来自叙利亚。统计数据显示，他们中的25%是正在逃离战争、极端主义和贫穷的阿富汗人;10%来自伊拉克;另有少部分被认为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2016年以来，抵达希腊的中东和北非移民中有57%的人提供了叙利亚国籍的身份证明，但其中的一部分被证实是伪造的。

　　31岁的叙利亚机械师杜扎尔·马萨伍德同妻子和一岁的儿子一起，在2015年底抵达了阿加图尼西。在此之前，他们在约旦度过了3年“地狱般的生活”。据马萨伍德说，在约旦暂居着60万叙利亚难民，但当地政府拒绝履行1951年联合国公布的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不愿赋予他们工作的权利。马萨伍德在当地一家汽修店非法务工，少得可怜的薪水加上联合国发放的补助，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长达3年的等待之后，马萨伍德意识到欧洲国家永远不会主动伸出援手。于是，他放弃了联合国的移民安置方案，乘船前往阿加图尼西。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一旦踏上欧洲国家的土地，当地政府就很难再将他送回故土。

　　马萨伍德的经历或许是数以十万计的中东和北非难民的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西方国家在难民安置问题上的踌躇并不能阻止难民的脚步，反而加速了他们移民欧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