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前总理、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主席多米尼克·德维尔潘：非常高兴来到南京参加这次第三届全球外包大会，我来到这里之前，是作为中国的朋友，因为我觉得确实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古老文化的国度，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感觉，而且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独立的精神，所以我希望抓住全球化的机遇，让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更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和中国有这么密切的联系，我们对中国之前的经济增长感到非常的震惊，我觉得没有其它的地方更适合我们谈论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南京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区，让我们谈论未来的经济，同时也能够谈论一下中国整体未来的立场。因为南京是世界上的一个古老城市，曾经也是中国的首都，但是南京绝没有淹没在过去的辉煌当中，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桥梁，他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同时又有惨痛的经历，有很多回忆的城市。所以说它应该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通过各种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软件行业的开发以及服务外包，它会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南京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城市，它有很好的学术资源，有各个学科的优秀学生，南京也是一个勤奋的城市，他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领先的地位，所以说它对于一些老工业的困境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觉得把南京选择作为一个外包的基地是很合适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组织这样一个未来。外包事实上是通向新经济的门户，主要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信息全球化和知识，信息技术会塑造一个新的劳动力的分工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各个公司会重新定义他们各自的领域，使他们更具有竞争力，这样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适应整个趋势的发展，有很多的新兴国家正在抓住机遇，加速自己的发展，我们可以在印度在南京等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全球化现在正进一个新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他主要基于制造业的贸易，一方面世界的一端制造廉价的产品，另一端接受并消费，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高质量的商业正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概念、这些创新、创造已经不仅仅只是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技术和知识是新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可以创造很多网络，可以跨越国界，可以发展科学的伙伴关系，这些城市必须要发展一些新的关系，也就是说和那些不管是小的企业还是大的企业，还有时隐时和学术机构建立起新的关系，当然要想实现这样的转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竞争是没有规则的竞争，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可能大家也意识到这样的矛盾了，在一些新兴的国家，比如在这里，外包也一些主要的特点，就是有更多的商业活动、更高的效率，对未来有更多的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说我们仅依赖于现在管理的这个方式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冲突和管理的削弱，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没有赢家的局面，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会夺走另外一个国家的商业活动，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民，比如在欧洲、美国，他们都指责外包，说外包使他们的大量工作机会流失，如果说这种焦虑我们没有听到的话，那他们就会导致一些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上升，这种的不信任也会让整个世界走上下坡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世界各国也必须应对这种大萧条，当时会产生很多这种不信任，这就是为什么说外包必须要是一个互利的伙伴关系，是需要在私营企业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活力的伙伴关系，那些选择了做外包的公司，他们选择了把自己的命运和其它公司联系起来，他们就要分担责任，这是将现有过程最优化的过程，也使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再分配，分配给那些核心业务，同时也需要不同的文化方面的对话而发展新的过程，所以说是一个长期的伙伴关系，因为你不能够把你的商业活动的转变像卖股票那样那么快，因此，要想建立企业信任，就需要一些时日，我们必须致力于共同的未来，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更多的对话来提高各个公司之间的效率，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样一个过程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IT的外包是对于世界各个地区的一个更加公平的机遇，无论是新兴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这种新的全世界分工的发展，可以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成为了国际关系和谐的一个因素，正如大家可以在亚太地区看到的例子，除了贸易之间的联系，人员之间也有更多的接触，比如有留学生、工人和管理人员的接触，选择建立伙伴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切实的行动，外包对于实现正确的策略来说也是有一些挑战。
政府的这些策略是很重要的，因为IT的外包需要一些基础设施，需要良好的教育环境和一定的时间，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就需要在这里帮助这个产业了，他们必须要确立必要的适应的政策，为未来进行投资，同时要加强他们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这种联系，透视很重要的是他们要解决这个社会政策方面的一些困境，在现在的危机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可预见的政策，这样才能够使这个社会危机避免成为一个政治危机。这些政府必须要负责把他们的经济开放到一个新的程度，能够通过各个体制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带来新的机遇，他们可以帮助不同的国家和公司应对这些挑战，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开发强有力的文化和经济的联系，最后同时也是国际和作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确需要一些规则约束，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需要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信任，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规则的管制，比如说这些技术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这样一个约束的机构，比如说在通信和能源方面进行管理，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加和谐的因特网的治理，美国的ICCN难道真的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工具吗？
外包也是自由贸易的重要步骤，知识产权以及许可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环节，因为这是知识经济的核心，我们很快就会见证这一点，最终外包也会出现一种新的模式，我们要考虑更加宽泛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组织我们即将进入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而旧的世界次序其实已经失败了，这个经济体制是不平衡的，不公平的。在一方面低廉劳动力的国家会制造产品，另一方面富有的国家会购买这些产品。金融体系也变得更加疯狂，导致了整个经济出现巨大的破坏，这就是三十年缺乏监管和投机的结果，这些体制已经失败了，因为这个国际体制在二战以后没有变化，安理会也没有能够满足今天的现实需要，所以说他在很多问题上，在解决危机的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我们今天如果看一下整体的全貌的话，不稳定性似乎无处不在，而金融危机的后果还没有结束，这些热点问题，比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都没有解决，环境恶化和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实现，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共同承担责任，金融危机已经体现了世界经济是多么的需要一个共同的规则监管他的银行体系、信用评级机构以及他的离岸的金融机构，二十国集团在伦敦的会议有了一个保证，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方面，就是对于北方集团以及新兴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关注。
我们知道在气侯变化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之前，我们就要这样做，资源的稀缺性也会让我们出现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有很大的发展，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实行了零关税的政策，而且创造了很多产业的集群，有很多大量的地区，有高科技的发展活动，而中国高质量的大学，每年也会培养出600多万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毕业生，我们一起来实现一种全球的统治，我们可以进行彻底的改革，进行多边的体制建设，讨论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比如说安全问题、恐怖问题、疾病、贫困等等，联合国安理会也要改革，以便代表更多的利益，比如中国、印度，以及更多的非洲国家，他们必须有更多的发言机会，他们必须得到更多的权利，在一些确定的领域里面，让他们负起更多的责任，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起到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中国已经帮助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非洲、南美洲等等，中国有一个着眼于全球的政策，所以他也涉及到全球的利益，最后我们需要更多的社会连贯性，因为这一点可以来帮我们医治经济危机，中国已经指明了一个方向，他表明了一个成熟度，是一个古国所拥有的，同时这个国家也有足够的活力可以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一起来应对这次经济衰退的国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必须大规模的有目标的采取行动，来救助这些银行体系，这是我们为未来所学习的一个共同的教训。
我们进入新的世界，需要采取行动，这取决于最重要国家的善意，我们今天可以识别到两种风险，第一种是要回到以前的模式，比如说大家在讨论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个金融危机，这就意味着其实最终还会出现新的危机，也许会比我们刚刚遇到的这个危机更加严重，第二个风险就是我们会关注某些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其它国家的利益，在欧洲有人已经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合作进行领导地位，中国的出口以及他的生产线等等，已经成为一个消费国家，最终伙伴关系会比较危险，而且缺乏生产力，因为这个会导致大家失望情绪，而且会延缓美国的变革，私人债务必须要得到减少，中国也是这样，他的内需必须得到增强，新的世界秩序取决于我们妥协的意愿，可持续的发展只有通过多变和公平的行动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哥本哈根会合的谈判会至关重要。
女士们先生们全球外包是一个挑战，使我们实现公平共享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全球化的体系中，采取合作的方式。
最后我想谈谈责任的问题，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一个新的经济体，我们此刻经历的时间令人兴奋，必须要通过合作才能取得，这基于相互的互惠互利，我们每一方必须在一种有监管的稳定的环境中才能蓬勃的发展，这也取决于我们的责任感，因为我们必须得共同的决策，才可以对我们共同的利益作出贡献，这还是基于友谊的基础上，这种友谊和伙伴关系，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实现的，尤其是我跟南京这个城市有特殊的感觉，我觉得我到这里特别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任何其它城市都不能比的，这个情怀使我想到了巴黎的塞纳河，而更重要的是我体会到了南京的热情和友谊，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