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办案检察官在研究案情。

　　2024年10月，我在审查一起涉案金额1500万元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时，聊天记录中的一句“用反诈App给银行卡排雷”，让我敏锐察觉到案件另有隐情。顺着这一细微线索深挖彻查，我们最终改变案件定性，认定犯罪嫌疑人为诈骗共犯。作为常年办理跨境电诈关联案件的检察官，我深知每处证据细节都可能撬动真相，而这起案件线索早已在批捕阶段埋下。

　　2023年12月，“卡农”张某被“日赚数百元”的兼职广告诱骗，将银行卡出借给上线“走流水”，数小时内数十万元资金过境。恐惧之下他选择了自首，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一名指挥转账人员（另案处理），其供述自己是“跑分团队”底层成员，负责对接“卡农”转移赃款。2024年4月，公安机关抓获该团队核心负责人之一陈某，于同年5月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提请我院批准逮捕。

　　审查逮捕阶段，陈某供述其在2022年通过即时通信软件结识境外上线，负责管理“跑分车队”、安排手下对接“卡农”，自称只是按指令办事的“传声筒”，但卷宗里的“车队管理”四个字让我警觉。电诈案件办理经验告诉我，能统筹资金转移的人员，绝不可能是单纯的执行者，其背后大概率藏着职业化洗钱网络。面对讯问，他对“车队”数量、人员分工等关键问题始终含糊其词。

　　“必须摸清网络脉络。”我当即确定“靶向讯问+证据深挖”思路。第二次讯问时，我避开泛谈，直击关键问题：“你发无息贷款广告招揽‘卡农’，怎么筛选可用银行卡？”“资金抽成怎么分？”“上线怎么通知你钱款已到账？”接连的追问让陈某神色慌张。与此同时，我和助理对数千条聊天记录、数百份银行流水进行逐条梳理，在碎片信息中拼凑团伙全貌。

　　一条“卡农”供卡、上游汇款、“车队跑分”的三级链条逐渐浮现：陈某发布虚假广告诱骗群众提供银行卡信息，同步至“跑分车队群”筛选“安全卡”；随后将卡号同步境外上线，电诈赃款批量汇入；赃款到账后，立即向全国“车队”下达指令，由“车手”操作转账，将赃款快速分流至境外。证据证实陈某绝非简单的“传声筒”，他从每笔赃款中抽成，实时调度“车队”、监控进度，核心主导地位毋庸置疑。

　　我院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陈某作出批捕决定，同时出具详细继续侦查提纲，要求查清其对赃款来源的知晓程度、“车队”数量及关联人员信息。

　　2024年10月21日，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我们在梳理电子证据时，“用反诈App给银行卡排雷”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我的注意。若只是普通赃款转移，为何特意规避监测？这让我意识到，案件定性远非“掩饰隐瞒”那么简单。

　　面对讯问，陈某起初狡辩“怕银行卡出问题”，当我们出示其与上线讨论“避坑技巧”“防反诈监测”的聊天记录时，他心理防线崩溃，如实交代说：“我知道钱是电诈来的，‘排雷’就是怕卡被盯上，断了转账通道。”

　　这份供述成为案件关键转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为诈骗犯罪组织提供银行账户，形成稳定配合关系的，按电信网络诈骗共犯处罚”，案件的定罪思路由此调整。我们随即引导侦查机关从两方面补证：调取近一年流水与聊天记录，证实其长期为同一境外团伙转移赃款；厘清时间关联，证实部分“跑分”并非事后转移，而是上游等其确定“安全卡”后再实施针对性诈骗，赃款直接汇入相关账户。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我们认为这种“事前备工具、事中密配合”的模式，已超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范畴。

　　在精准定性的同时，“挖团伙、断链条”的工作从未停歇。我们从数千条杂乱的聊天记录中筛选出数百条“卡农”信息，与反诈大数据、已办案件信息比对去重，追诉“车队”负责人王某等8名同案犯（另案处理），涉案“卡农”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2025年4月，我院以涉嫌诈骗罪对陈某提起公诉。7月，法院经审理采纳我院指控意见，以诈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一句看似寻常的聊天记录、一处反常的作案细节、一份模糊的资金流水，都可能成为突破案件的密钥。作为检察官，唯有以极致细心梳理证据，以专业视角引导侦查，才能穿透犯罪表象，精准适用法律。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次定性的博弈，更是对全链条打击电诈的践行。

　　（作者单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